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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培元《苍生三部曲》创作漫谈讲座在石岗书院举办

发布日期:2018-05-31 09:40 来源:中国基层党建网 作者:石岗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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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2日,国务院参事、著名作家、书画家忽培元长篇传记文学“《苍生三部曲》创作漫谈”专题讲座在石岗书院大讲堂成功举办。西安、咸阳、礼泉等地文学爱好者一百五十多人聆听了讲座。中共礼泉县委书记王强民、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永忠旁听了讲座。 本次活动由著名学者、作家石岗先生主持。

  石岗先生主持

  石岗以幽默风趣的开场白介绍了忽培元先生,他说:“当许多朋友得知忽培元先生要来石岗书院讲课之后,心里有几点疑问,我归纳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国务院参事是职务?是什么官?第二个问题是,忽培元,他姓忽,他为什么不姓胡?第三个问题是,有人问我,全国有这么多的城市,有这么多的学术研究机构,像忽培元这样的大家,他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去讲课呢?偏偏选礼泉这个小县来讲课。为什么?我给大家简单解答一下。

  国务院参事是个什么职务?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提议,把一些德才兼备、学养深厚、社会影响巨大的人士聘为政务院总理的参谋,所以政务院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参事室。后来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每届国务院总理都聘请参事,组成国务院参事室。李克强总理也不例外,聘请了25名参事,忽培元先生就是25位参事之一。可见他是一位德才兼备、学养深厚、社会影响巨大的人物。

  为什么忽培元先生姓忽?忽是一个很少见的稀有姓氏。这是有历史渊源的。因为,忽培元先生是大元开国皇帝忽必烈的后代。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王朝。蒙古人到了中国以后,很多人都开始学汉语,说汉话,而且把自己的姓氏逐渐改成汉姓,其中就有元朝的开国皇帝孛儿只斤·忽必烈的后代,把忽必烈名字中的第一个字‘忽’作为姓氏。这也显示了我们中华文化的伟大,蒙古人曾经横扫欧亚,建立了世界最大的帝国。但是到了欧洲的蒙古人,没有吸收欧洲文化,而且他们去改造欧洲文化。但是到了中国的蒙古人,吸收了我们的汉族文化,丰富了我们中华文化。最后姓‘忽’的蒙古族逐渐变为汉族的一支。所以‘忽’姓是元朝皇帝家族后裔。我们知道铁木真家族被称为‘蒙古黄金家族’,是影响世界的一个家族。在中国‘忽’姓比较少,主要在云南和咱们陕西大荔,云南那一支出自宋、元时期阿拉伯人的后裔,我们陕西的这一支是正宗的蒙古黄金家族的后代。忽培元先生是陕西大荔人,所以他是蒙古人后裔”。

  石岗先生说:“我和忽培元先生认识有二十多年,忽培元先生当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的秘书。之后,忽培元先生担任延安市委副书记、延安政协主席,之后又担任大庆市委副书记,再到国务院信息研究司司长,再到国务院参事,他一步一个脚印在政坛耕耘,让我最敬佩的是,忽培元先生一生都把自己放在一个平民百姓的位置上,让我想起老子说的‘上善若水’。水永远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去滋润万物。我和忽书记一块儿去见过很大的官,他不卑不亢,我们一块儿也去乡间地头,见到农民,他非常亲切随和,让我感觉到他的人格是那么的崇高,他博爱,和平,永远保持平常人的本色。他做官不维官,有权不弄权,永远保持平民的心态,做着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还让我吃惊和敬佩的是,他做官,各种事务非常繁忙,但他的文学创作从来没有间断过,他写了那么多书,而且涉及那么多的题材和体裁,小说、诗歌、散文,最重要的就是长篇传记文学。他以老一辈革命家马文瑞的一生为基本素材写的《苍生三部曲》,是中国目前为止最宏伟而且篇幅最大的长篇传记文学。这部书写了二十多年,我曾经写评论文章说,《苍生三部曲》是留给21世纪一个重要的精神遗产,是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重要素材,是一部不朽的著作。

  今天,忽培元先生到我们礼泉来,通过《苍生三部曲》给我们谈谈他对人生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对文化、文学的看法,是非常有意义的。”

  忽培元先生讲座

  忽培元先生在讲座中围绕《苍生三部曲》谈到自己的创作体会和创作过程以及这部书的社会反响。他说:“习总书记有一句话:‘我们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接近振兴的目标’。这句话我认为是非常准确的,含义是十分丰富的。他把中国革命放在了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长河上来定位,解决了有人想否定中国革命这个问题。

  中国革命是中国发展史上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三个时期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是举足轻重的。

  《苍生三部曲》这三本书就写了这三个阶段。写了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开放史,写了中国共产党90年的辉煌历史。

  老一辈革命历史的见证人马文瑞同志,生于1912年,1925年参加革命,他一生经历了这三个时期,他是历史的亲历者、创造者,同时也是见证者。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了十几年,我可以每天和他散步谈历史,从而获得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这套书严格说不是一个个人的传记。在北京中国书协对这部书研讨的时候,对它的定义是一部大书。说它大,不是因为篇幅长,而是写了宏大的历史。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人物,从毛泽东同志开始,一直到一个农村的参加革命的群众,一个为革命奉献出一切的农民、群众都有记述。

  第一部起名为‘群山’,是指中国革命历史就像陕北的山峦一样,是一个群体的形象,群体的表现。

  这套书的写作动机和原因就是对马文瑞同志的敬仰。在写作的过程中,因为题材决定了革命不是个人行为,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政党行为,而是全民族的行为。就像陕北民歌唱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一样。那首歌表达中国革命是最精确的。有独唱,有合唱,有领袖的形象,有万众的形象。展示一个宏大的振兴中华的一个历史时期,是比较准确的。

  这部书在1995年出版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当年获得五年评一次的优秀长篇传记文学奖。而且被定为北京大学优秀课外必读书。

  前年重庆大学一位教授组织了一次在校生对当代作家作品的一次民意测验。‘我所爱读的十部当代作家的作品,’其中就有这部书。

  西安市的一位老书记何成华,还有延安的一位老书记张思杰,他们看了这部书都为我写了很长的信说,他们用二十多天的时间读完了《群山》,他们非常激动。截至目前,《群山》反映了西北革命历史和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党史界和文学界没有任何异议。当年反响非常大,各大报刊都有评论,中国一流的评论家也多次召开研讨会,有一本书叫《群山回想》就是关于《群山》的。

  这里要谈的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类题材,在《群山》之前,我已经写了好多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书,比如《闫红彦将军传》、《谢子长传》,也写过刘志丹的一些历史。

  我从小生长在延安,我对自己有一个概括,喝延河水长大,在土窑洞里接受了深刻的人生启蒙。

  小时候我读《红旗飘飘》,是一个系列的当年老革命回忆长征的书,回忆革命史,回忆抗战史,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影响非常大。所以这些老前辈的文学作品,老革命的回忆录和我生活的环境,让我意识到了那一代人,他们所从事的革命斗争,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和牺牲是永远值得记忆的。我爱好文学,我就把写作革命历史题材作为我的使命。截至目前,我已经写红色历史写了好多,后来也写了《难忘的历程——习仲勋延安岁月回访》。

  我认为,内容决定了这部书的历史价值,这三本书《群山》、《长河》、《浩海》是写给未来的书,不是说在当下要成名,要热播,要热销,我没有这个想法。

  《群山》出版以后,稿费只有两万多块钱,我拿着稿费对马老说:‘马老,这个钱应该你拿,因为我写的都是你的生活,你们那一代人的生活’。他说:‘我不能拿这个钱,你拿上’。我还是没有拿。最后马老说:‘那我们用这个钱扶持老革命后代吧。’我们一共扶持了12个学生,那12个学生我们一直从小学扶持到高中毕业,把那个钱一次性给了那所学校,希望给他们以资助。这些年这些娃娃还经常跟我有联系,也汇报学习成绩,有时候我到志丹下乡会去看看他们。所以像马老这些老革命是非常纯粹的人,是思想境界和道德非常高尚的人。

  在马老去世十几年之后,我又写《长河》和《浩海》,也完成了。本来我很忙,很多人劝我说,你别写这个了,咱们能不能写一下红火的事?我说,我不是为了红火才写作,这是一种使命,我必须把这个书完成。我虽然工作很忙,我把书的稿子背到延安,背到大庆,背到东北,又背回北京。每天一有时间,就提醒自己说,我不能玩,不能放松,我有任务,就这样一直坚持下来,最后终于把它完成了。

  之后,在北京开研讨会的时候,我们研究室的副主任也参加了会议,他说,看这本书,有两个人的形象树立起来了,一个是马文瑞,一个就是作者自己。十几年以后能够坚持把这个书写完,这没有什么讨好的,文学界也没有给我获奖。但是,我引以为自豪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知道了这个题材以后,说一定要让他们出,因为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出文学作品,建国以后从来就没出过,而且据总编说,以后也不会再出了,这是唯一的空前绝后的他们出的文学作品。

  审稿很费劲,审了两年半时间,审的过程中间,党史专家说,必须把对话去掉。我说,对话去掉就没有这个书了。对方说,马老和刘少奇在那里对话,他们喝茶、抽烟,你怎么知道?我说,马老告诉我的。他说,这个东西不可靠。我说,可靠不可靠,我写出来,你要看有没有漏洞。后来一直拖着,我个人花了几次审稿费,一次一两万块钱。后来我找到了一个依据,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党史研究工作的座谈会上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我们的党史研究必须学习《史记》的笔法’。我把这句话抓住了,因为要把党史写活,要写得党史人物有血有肉,丰满起来,要符合历史,就必须有对话。我就给当时党史工作研究室的正、副主任写了一封信,我写了这个书的审稿过程,后来经过研究同意了。几乎没动,几乎没改,因为这里面对话很多。它是文学作品,它复活了历史,人物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

  要搞电视剧很容易,二十多年前咱们陕西的两个人写出来《群山》的剧本,拿到延安给了我。我始终不愿意把它弄成电视剧,因为如果拍成电视剧一是浪费钱,二是不准确、走样儿了。比如柳青的《创业史》就不需要搞成电视剧,我把这事压下来了,如今这两位编剧都已经去世,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道歉。最近还有人想将我的作品拍成电视剧,我推辞了。电视剧是个易碎品一放就过去了,书永远放在那里,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

  浅阅读时代很快就会过去,一切都要还原到正确的轨道上去。我坚信,人类是不会降低到普通动物的层面上去,人类是有精神追求的,当物质丰富到一定时候,人类精神滑坡到一定时候,它会反过来去攀登高峰,到那个时候,它一定是需要健康的精神食粮的。我们现在好多人都是满足人的感官刺激,满足人的低层次浅阅读的需要,甚至满足人的一些低级趣味。

  这三本书好多人认为第一部《群山》好,我认为后面两部更具价值。

  我把这三本书送给李克强总理的秘书,他看完以后又推荐给总理看了。因为第二部《长河》对于中国建国以后的经济发展和我们在经济上的探索、经验和教训写得非常系统。

  那一年,写《长河》的时候,我在中央党校学习了四个半月,那时候网络还不是很发达,我在中央党校的图书馆里搜集了大量的中国经济管理方面的资料。建国以后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工作,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包括后来的大炼钢铁,包括石油开发、精简机构、精简职工。马文瑞同志也给我讲了好多。比如我们把两千万人下放到农村去,在欧洲就是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已经在城里就业了,孩子都上学了,然后要把这些人弄到农村去。那是1962年。

  讲座现场

  建国以后,我们的经济、社会治理、工资制度,我们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在这部书里有非常系统的形象化表达,包括饿死多少人,都有很确切的历史依据。所以说,它首先是中国的历史,其次才是文学化的表达。这部书总理看了以后,对他搞经济工作是有帮助的。因为那里头有经验、有教训,就像总书记讲的,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记走过的过去。这是走过的过去,所以它是给未来的书。现在好多人写西北革命历史,全是从这部书里找资料。因为,这部书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我那时候几乎把西北革命健在的老革命,每一个人都采访过,记下详细的采访笔记,所以很珍贵。石岗当年跟我一块儿跑,就是去搜集这些资料。后来,给马老整理回忆录,搞了个马老的文选,我这部书是副产品。

  我到马老那儿工作以后面对很大的困难,就是要搞这些作品。马老的夫人给我说,现在有个大事搞不成,就是马老的回忆录和马老的文选,说他们已经议了几年了,要多少人,多少车,多少钱,提出了许多条件。我去了以后说,啥都不要,一分钱都不要,我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为什么呢?不需要!不要搞得那么复杂!我给老太太讲:‘马老的回忆录和传记要着手干,这两件大事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其他一切围绕这两件事展开’。

  马老的手稿当时都是几十年前包括建国前,在纸上、笔记本上手写的,我一个人从地下室翻找出来,当时没有钱,省委副书记牟玲生帮我想办法借了一台四通打字机,我每天就用那个打字机打,最后把它整理成文集出版。一本回忆录,在北戴河谈了二十多天,当时全部录音,录音磁带就有二十多盒,我的记录很快,马老说的每一句话,我当场可以完整的记录下来,不需要听录音,记了四五本,所以我就具备了写《群山》的积累。当时采访了几十位西北老革命,石岗跟着采访了一段,我又做了很详细的采访,所以这个史料非常扎实,不是随便杜撰的。

  第三本改革开放这一段,从马老在陕西开始,他1975年来陕西,1979年离开陕西,这几年是拨乱反正最重要的几年,也是陕西发生了好多大事的几年。包括保护城墙,机场修建,省政府大楼建设。当时修建机场,是马老亲自找邓小平批准的。当时市上有个方案要拆掉城墙,在马老极力反对下才得到保护,马老又顶着很大的压力提出修护城墙,马老认为这是文化积淀,是陕西最重要的历史见证。那时候西安的绿化特别好,全国都向西安学习。还有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这些内容折射了全国,但是还是以陕西,以西北为主的,它又有它的地方性,不是泛泛的历史。

  这三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让我认识到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想,就是反应重大的历史题材必须要从真实出发,不能把个人的好恶,对历史的情绪参杂在其中。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样才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

  我到了延安、大庆以后又着手写作另一部三部曲,叫《中国石油开发——东方神曲》,分别是《九州拓荒》、《 梦岁月》、《百年梦想》,这个规模也很大,已接近尾声。中宣部有个工程叫‘百年百部经典’,这部书作为给两个一百献礼的作品。

  这两部书都是受我工作生活环境的启发,都是身边的人和事。比如铁人王进喜,好多人不知道,他是咱们陕西人,逃荒到了甘肃,他爷爷临去世时告诉他:‘咱们是陕西大荔人’。王铁人的事迹太感人了,中国石油开发历史太辉煌了。

  为啥叫东方神曲?因为他记录了和平建设年代创造的世界奇迹。这两部书不把个人的小情小调作为表达对象,主要是写千百万人的创造、奉献和惨烈的斗争,以及我们留给这个民族的有价值的东西,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上注入的那些东西。比如说,《群山》就是写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可以说是老一辈革命家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我们中华民族之后的精神领域都是延安精神在和平建设时期的一种成功实践。那么,大庆开发和中国石油的开发都是延安精神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实践。《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第一句话就说:你来到大庆,你就回到了当年的延安。

  我们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它的精神是一致的。它不是后一段对前一段的否定,而是一种提升和进步。有的人想在改革开放中否定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想用新中国建设否定我们的革命史。总书记讲:不要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不要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这话非常深刻。我们的历史是连贯的,只有昨天、今天和明天之分,而没有错和对之分。

  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有极左的东西,它就是简单的把过去的历史全部否定了,过去都是四旧,都要清除。

  我们的石岗书院的名称就很好,继承了书院文化。书院文化就是,在乡间、民间的一种教育机构,实际上发挥着很重要的全民教育的作用。不发学历,但是讲求实效,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自己要珍惜中国的历史,珍惜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珍惜我们的过去、今天和明天。我们写作、学习的着眼点应该报着一种感恩和敬仰的态度。

  我写这三部书的时候,是一直处在非常激动的心情之中。中央文献的一位编辑有一天早上眼圈发红,他整晚未睡,给我看稿子的时候是流着眼泪看的,我夫人给我校改的时候也是一直流着眼泪。这就说明,我的情绪传达到书里了,书里能够给读者同样的感受,我们只有完全进入到那个历史情境里和历史中的人物化为一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理解那个时代的意义。

  有一次在南郑县最后定稿的时候,马老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把《群山》看了一遍。马老说了一句重要的话就是:‘宁可吃亏,也不要夸大,多写别人,少写我’。这两句话是马老对我的指示。这两句话表达了马老崇高的思想境界。这话看着很朴实,但是令人很感动。

  有一天他突然说,有一个问题他想不明白,他说,‘小忽,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想啥?比如说,我和你孙铭阿姨初恋那一段,我想啥,她想啥?你怎么知道?我又没告诉过你’。当时,我很尴尬。我说人物的心里,思想基调定了以后,他的内心活动,有他的个性逻辑,有情景发展的逻辑,他的发展就是那样。马老想了想说:‘哦,对对,我就是那么想的’。

  书里里有好多细节有文学创作合理虚构方式来填充,包括我在陕西工作时候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所以这部书读起来比较轻松。”

  忽培元先生演讲后,还回答了读者的现场提问。

 

(责任编辑:杨怡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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